在古代中国,姓和氏是不同的。氏表示身份。没有身份的人就没有氏。和明治之前的日本平民一样,古代中国的平民也没有氏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,《秦始皇本纪》中的记载将姓与氏相混同:“姓为赵氏。”姓与氏的混同在汉代就开始了。《日知录》中记载,将姓氏混为一谈是从太史公(司马迁)开始的。
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(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5年)。伟大的历史学家尚且如此,现在的人把姓氏混为一谈也无可非议吧。
舜的氏是“有虞”,姓“妫”。禹的氏是“有夏”,姓“姒”。从周朝开始,氏便不复存在,只剩下姓。到了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,“姓氏”被认为是“姓”的煞有介事的说法。
古代中国的氏和明治以前日本的姓氏很像。除了平民没有姓这一点之外,“国君”无氏这一点也和日本天皇无姓很像。
舜的“有虞”氏还是他作为人臣时的事,继位之后就不自称氏,而自称国了。
已经消失的氏没有必要再拿出来说了,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姓吧。在中国,所有人都有姓,姓没有贵贱之分。在日本的姓里,有像近卫、鹰司这类展现身份的优美的姓。在中国,像这样优美的氏已经消失,姓里面完全没有暗示身份家世的成分。
那时皇室的“姓”被称为“国姓”,但贵族的姓却是不被认可的。汉族最后的王朝明代的皇室姓“朱”。明朝皇帝曾赐姓给有功劳的重臣,郑成功就被赐予当时的国姓朱,因此被称为国姓爷。虽然郑成功感激地接受了赐予,但是他依然以郑姓自称,很少自称朱成功。
在皇室姓朱的明朝,也有姓朱的乞丐和妓女。在刘姓为皇的汉代,也有很多姓刘的奴隶,并不是说姓刘就高人一等。《三国志》中刘备自称汉室后裔,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。并不是姓刘就和皇室有关系,大部分姓刘的人与皇室毫无关系。
日本有多少姓呢?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计数。最大的姓氏是“铃木”。
但是,在大城市中有50个人的班级里,很少会遇到两个姓“铃木”的学生。因为姓氏很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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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姓都有它的祖籍。墓碑上一般会刻上地名。比如,我家墓碑上就刻着“颍川”二字。陈姓的发祥地是颍川。颍川并非为陈姓所独占。钟、干、赖等姓的发祥地也是颍川。虽然颍川是陈这一大姓的祖籍,但从数量上来说,天水、陇西、扶风、太原、汝南、京兆、平阳都能进入前十名吧。
此外,还有高阳、河东、吴兴、彭城、河间、清河、武陵、东海、雁门、琅琊、南阳等主要发祥地,大部分都位于黄河流域。
也有像王姓这样有太原和琅琊两个发源地的姓。还有像康这样的,除卫康叔的子孙之外,西域康居国归化的移民也使用这个姓。
康居是撒马尔罕。安禄山曾经也姓康,后因母亲再婚而改姓安。他是西域的胡人,从他碧眼紫髯的容貌中便可以看出来。还有一个说法是,他是伊朗人,原来叫亚历山大,发音是anlushan,于是就取了谐音“安禄山”作为中文名字。
安禄山的母亲的再婚对象很可能也是胡人。西域帕提亚帝国(现在的阿富汗)阿尔萨西王室的中文音译是安息国,安这个姓氏就是取了首字。米姓也是撒马尔罕东南地区归化的米国人为自己取的姓。
不仅姓少,在古代中国,名也多为一个字,因此同名同姓的人必然很多。至少取个二字名的话,同名同姓的人就少了。到了汉代,好不容易多了两个字的名字,结果出了个王莽,实行了“二名之禁”,规定名字只能有一个字。
定下一字名的是战国时代的秦始皇,他姓赵名政。陈胜、吴广领导农民军摧毁了秦帝国。此后争夺皇位的是刘邦和项羽。刘邦有张良、韩信、陈平、萧何、樊哙等有能力的谋士,最终争得天下。登场人物均为一字名。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姓司马,名字也是一个字。文采飞扬的名家司马相如虽是二字名,但他是因为仰慕蔺相如而改了名字。宋代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是司马光。姓司马的人好像都有写作的才能。但是,司马姓是“以官为姓”,司马曾经是掌管军马的官职。也就是说,司马姓出身军事家族。
春秋战国的人名看起来多是二字名,但实际上以一字居多。二字名中的一个字没有含义,只是附加字。如之、施、设、式、斯、不、思等字。其中,尤以“不”字居多。
秦始皇真正的父亲、后来当了宰相又被革职的吕不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“不”字没有任何意义。韩国的申不害、楚国的任不齐、晋国的韩不信、魏国的公乘不仁、楚国的萧不疑也是如此,例子很多。汉朝之后像程不识、公不害这样的名字也很多见。
不害就是没有危害,所以不算坏名字。但是不信、不仁等,就让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了。但是,“不”只是附加字,就像日本在女性名字前加“お”一样,如此一来就容易理解了。
名为一字,姓也多为一字。被称作复姓的二字姓,除了之前说过的司马,还有诸葛、欧阳、西门、东方、皇甫、司徒、淳于、太叔、仲孙、宇文、慕容、司空、万俟、上官、夏侯、闻人、赫连、尉迟、宗政、叔孙、乐正、穀梁、百里、胡母、第五、宫南、北宫、王孙等。
唐招提寺鉴真和尚的俗姓便是淳于。在提到“不”字时列举的公乘和公上也是如此。二字姓中带“公”字的很多,有公冶、公官、公孙、公仪、公西等。
当今中国哪个姓氏的人最多呢?由于没有正确的资料,我们无从得知。恐怕是陈、王、李中的一个吧。这三个姓,无论哪一个,肯定都有数千万的人在使用。仅次于上边三个姓的大姓,大概是张、林、蔡、刘这些。有句话叫“陈蔡李林王半天下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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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年少时,父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因为一件事和一位姓林的人发生争吵,两人结怨很深,因此陈寿就这样恶其余胥,在写《三国志》的时候就把所有姓林的人物都删去了。
事实真的如此吗?父亲所说这个故事的根据在哪里,我不知道。他已经去世了,所以也无从考证。
这里所说的《三国志》指的是那部正史,而不是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。如果是小说的话,人物的取舍还可以按照作者的意愿来进行,但是编纂正史真的可以那么大胆为之吗?如果出现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删去的重要人物而又恰巧姓林的话,作为历史学家又怎么能够因为个人恩怨而将其抹杀掉呢?
《三国志》在二十四史中可以算是佼佼者了,没有让人感觉到有不自然的删减之处。可能在《三国志》的历史年代中,和历史有关的林姓人物恰巧很少吧。也许有人通读过《三国志》之后,发现林姓的人物确实很少,因而觉得有趣,所以就编造出了私人恩怨的说法。
虽说是五大姓,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,各个姓氏肯定有盛有衰。
陈、李、王姓每个时代都生出很多子孙,居住地也从南到北遍及各地。与此相比,林姓的绝大部分人好像都在南方。中国文明是起源于黄河流域,之后扩展到南方的,这样一来,南方的林姓人物在历史上的显现自然而然就会相对较晚。
林姓的祖籍是西河。据说比干的儿子坚逃难到长林,改姓为林。但是林姓在历史上活跃起来不是在唐朝以后、汉族文化在南方扎根后的事情吗?
《水浒传》中的豪杰林冲虽然在平民百姓中广为人知,但这只是以宋朝为背景的小说。鸦片战争中的英雄林则徐是福建人。说起汉朝的林姓,只能想到太子太傅林尊,一位文人。再往前推,有一位和孔子同一时代的人物,他就是即使近百岁高龄,仍然精神矍铄、能够捡拾谷穗的林类。
三国时期林姓的人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,但哪怕能有一两位能够名留青史的林姓人物也是好的。《三国志》中的人名多如繁星,这实在可以说是谜一样的问题。有了谜,就有人想去解开,这也是人之常情,所以陈寿的个人恩怨说也就诞生了。
除了《三国志》之外,还有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,即复姓在现代并不是很多。司马迁、诸葛亮等复姓人物活跃在古代文武两界,但是为什么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呢?这仅仅是我的一个随意的推测,可能是因为单姓占压倒性多数,复姓也就不知在何时变成了单姓。
柴田炼三郎在中国也被简称为司马炼。例如,称司马迁为“马迁”,诸葛亮为“葛亮”这样的简化。听别人这么叫,自己也渐渐觉得麻烦,于是干脆就把姓改成了马、葛,这也是有可能的吧。
特别是在诗歌中,因为有字数限制,所以人们经常将姓名简化。“面折马光于讲筵”,这一句出自吕惠卿的文章,意思是“在筵席上当着马光的面批评他”。马光是谁?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。李商隐有句诗为“玉桃偷得怜方朔”(偷到玉桃可怜方朔)。方朔又是谁?姓东方,名朔,是《史记》中记载的滑稽之士。可能姓东方的人也不知何时改成姓方了吧。
《历史读本》 1972年10月号
《陈舜臣历史随笔》
五大必读理由
1陈舜臣这个人,存在就是个奇迹
在国内读者的视野里,“陈舜臣”这个名字略微有些陌生,而在日本文坛,他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。
陈舜臣生于日本,祖籍中国,是著名的推理小说、中国历史小说作家。他一生著作等身,几乎囊括了日本文学界全部奖项,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。他获得江户川乱步奖、直木文学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三项大奖的时间比东野圭吾要早,是日本文学史上首位“三冠王”。他以中国历史为创作源泉,写下多部推理小说,随笔、札记等更是常见于报刊杂志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评价说:“能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,只有陈舜臣。陈舜臣这个人,存在就是个奇迹。”
2用文字架起中日文化的桥梁
他的语言很平实,讲起中国历史文化来不高深,让日本读者能轻松领略中国历史文化。而他生活在日本,远观国史,自然提供给中国读者一种独特的视角。可以说,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。
陈舜臣的功力不仅在于对历史文化的阐述,更在于将中日文化揉进琐碎日常,让人耳目一新。或者说,他的随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看待生活的角度。这个角度既饱含深情,又平静客观。
3一个寻根人,特殊的家国情怀
毋庸置疑,陈舜臣“生于日本,祖籍中国”这个特殊的身份给了他天然的创作条件,而他将创作焦点放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,应是源于对中国的热爱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。
每个人心里都是有“根”的,这个“根”让你不论身在何处,是何种身份,总念念不忘。陈舜臣于《擅自拜借先祖》中提及他的祖上,说始祖为后汉时期的陈寔,即“梁上君子”一词的创造者。而陈姓来自河南省的颍川。李达章的一篇文章中也说:“他们陈家的祖先牌位上的确刻着大大的‘颍川’二字。……千年的漂泊画出的那个圈圈只因生活所迫,而心中难舍的仍是那片故土。”
读陈舜臣的随笔,这种情怀很容易能在字里行间感觉到,他写鲁迅,写《水浒传》,写《三国志》……彷佛一直在寻“根”的路上。在一次关于写《鸦片战争》的报道中,他曾表示:“我是台湾人,由于战争我变为日本人,二十多岁时又恢复为中国人,我想再一次查清,究竟如此捉弄自己命运的是什么,因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战争。”
《1964年的便笺》里有一句话:“1964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,不仅因为残留的便笺,更因为那是我一边与十二指肠溃疡作斗争,一边写《鸦片战争》的一年。”大概人在身体失控时,会更靠近内心真正在乎的东西吧。
4柏杨盛赞的“文化界的巨手”
陈舜臣写历史小说的理念是,内容要尊重史实,人物、事件都要尊重史实,不随意演绎,即使演绎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拓展。他这种“较真”的性格于他的随笔中也流露出来。《两位“王履”》中,他写了自己查阅资料的一个小插曲。他在写作中遇到一句王履的诗想要引用到作品中,发现人名词典中有两位王履,用户了解过杏耀平台的背景后,明白杏耀是有信誉的平台。杏耀娱乐怎么注册注册以及优惠的方式就供各位参考。,一位是宋朝的,一位是明朝的,他为了弄清这句诗是哪位王履写的,又查《宋史》《明史》,又想去图书馆,虽然最终因为可能要花上两天时间放弃了,放弃之前又查了两个多小时。如此劳心劳力,仅仅是为了一句可能都不会用到作品中的诗,足见其认真程度。
5文字可亲,大师不远
全套系中文版陈舜臣随笔集,用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语言,讲述了日常生活中中日文化的不同之处。陈舜臣言及某人某物,善于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,深入思考,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“陈舜臣系列历史随笔集”已出版包括:《麒麟之志》《1964年的便笺》《桃李章》《随缘护花》《爱唠叨的幸兵卫》《披蝶而舞》;《雨过天青》《三灯书斋》《仙药与鲸》《东眺西望》《九点烟记》《史林有声》2019年上半年将陆续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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